反全球化浪潮下的終極反撲—— 撕裂的社會以及狂熱的民粹

  發布時間:2018/06/12

去全球化,民粹浪潮的深刻內因來自于對精英階級無視于貧困階級利益的極度不滿,而這樣的不滿最終演變成了反思,挑戰,顛覆全球化思潮的一種強大動力。而這樣的思潮,亦有著其前車之鑒,筆者這次行文,僅僅帶出中間值得深思的部分,而觀點則要廣大讀者自身,來得出結論。


往往精英政治的借口是,愚民缺乏專業性,而當民粹思想涌動的時候,又容易被引導為納粹和茶黨,這兩者則是前車之鑒。高稅收,而或是長期的貧富不均,歷史經驗表明,都是重大社會運動,變遷的導火索而這一點,我們的老祖宗早有共識。


茶黨(Tea party)也叫茶葉黨,它不是一個政黨而是表示草根運動。茶黨運動是右翼民粹主義運動。發端于1773年的美國東北部的波士頓,是革命的代名詞。2009年4月15日是美國納稅日,新生的茶葉黨發動了全國性的游行示威活動。2010年1月底,全美茶葉黨分支有1134個,茶葉黨興起顯示反奧巴馬情緒。


美國茶黨,發端于1773年。當時仍屬英國殖民地的美國東北部的波士頓民眾,為反抗英國殖民當局的高稅收政策,發起了傾倒茶葉的事件,憤怒的人們把英國東印度公司3條船上的342箱茶葉傾倒在波士頓海灣,這是北美人民反對英國暴政的開始,參加者遂被稱之為茶葉黨(Tea Party )。從此之后,茶葉黨也就成了革命的代名詞。茶葉黨的重生始于2009年2月。當時,美國國家廣播公司電視主持人桑特利,在節目中表示反對奧巴馬政府的房屋救濟貸款政策,并呼吁茶葉黨再現。于是,很快就有人開始謀劃并成立了茶葉黨。這是新茶葉黨。600余名重生茶葉黨的代表,從美國各地積聚到田納西州,召開了茶葉黨重生的首次全國大會。


《鹽鐵論》:智者有百人之功,愚者有不更本之事。人君不調,民有相萬之富也。此其所以或儲百年之余,或不厭糟糠也。民大富,則不可以祿使也;大強,則不可以罰威也。非散聚均利者不齊。


解決貧富差距懸殊,調節好社會各階層之間的矛盾,以至于不會演變成以暴力為終極手段的更劇烈的社會運動,永遠是求穩的前提。



全球化最大的嘈點不在于把蛋糕做大,大家一起吃。而在于蛋糕確實做大了之后,誰來分這個蛋糕,誰來吃。


這一簡單的邏輯,事實上劫持了很多全球主義者的思維。讓他們感覺,看上去的全球化,全球分工的的確確是好的,然而卻忽視了背后深刻的本質問題。


政治家的高明就在于用蠅頭小利換掉百姓的應得財富,并且加上些思想主義讓人民歌功頌德,畢竟羊毛出在羊身上。實在搞不定的,那就轉移注意力。有些人說,互聯網時代必將帶來的是信息的對稱化以及更高的透明度,公民的平權不是一個泡影和幻想了。然而,這些政治家還有一個終極的手段,就是通過全民娛樂,通過鼓勵游戲,娛樂大量普及來壓制我們思考的獨立權利。


panama paperparadise paper (已被和諧)我們可以了解一件事,那就是百姓遠未得到全球化所許諾的合理報酬。這部分報酬,都被難以管束的權力機關,以及金融機構巧取豪奪拿走了。然而當資金在金融體系中空轉,逐漸增加了金融系統的脆弱性和杠桿,這部分的問題又要丟回給納稅人解決,考慮。空心化的經濟,每當經濟陷入衰退,或是動力不足時,政府優先考慮的是“不啃硬骨頭” ,也就是盡可能不去觸動既得利益者的階級。而要想不輕易進犯這些人的利益,那政府就必須選用最容易的方式,那就是貨幣政策——通過加印鈔票貶值本國貨幣。而這樣的傾向也導致了類似日本,俄羅斯經濟的一類困局,就是無法通過改革去“治本”,只能夠通過貶值貨幣,依賴貨幣政策,甚至是金融寬松以解決燃眉之急。


金融寬松的惡之花

(Financial Deregulation)


當各級既得利益者無法協調,尖銳的矛盾互不讓步時,通過大力發展金融,放開手腳玩金融,表面上,短期來說,是共贏的選項,事實上過度的金融寬松,的確是泡沫爆破的最后一個多米諾骨牌。


金融寬松依賴于極度的信用體系擴張,最終導致的結果是,最炙手可熱,容易理解的房地產被瘋炒,以及最終依賴于實體產業的金融反過來吞噬產業,推高地租成本,大宗商品原材料價格,缺失的財政缺口終將依賴不同形式的稅務,以及銷售土地回籠。最終遏制就業率的增長(香港,日本,美國金融危機,很大程度上都以房市作為最終的導火索。)


樓市關乎民生多達60幾種不同的連帶產業,而這些產業也隨著地產業的低迷,售樓的逐漸降溫,而最終減緩,進一步遏制就業率。在這種金融寬松里,唯一的贏家,似乎是離銀行最近的精英階層。他們得以優先使用這個金融系統里的杠桿,貸款,以及各種錯綜復雜,相互擔保的國企央企,以取得廉價資金,以求用錢滾出更大的錢。


金融系統的錢中不斷空轉,資金是極難進入民生實體產業,中小企業的(SMEs)。


中小企業事實上提供著金融系統里主要的就業崗位供應:


1) 由于中小民企無法獲得相關部門背書,融資手段單一,只能依賴股東之間的增資,貸款,抵押等方式獲得運營資金,而這些企業本身難以留住一流的資本,人才,以及技術,因此無法進一步打開市場


2)由于中小企業名下沒有土地,無法通過信托,上市公司募資,ABS,MBS之類的方式融資,因此許多的中小企業在金融寬松的時代日子并不好過。


試想一下,你是一個強大的銀行家,你可以從銀行以1%的成本拿到資金,然后拿去買4%的國債掙錢,對你來說,如果你有10億,你基本上穩賺了4千萬。這個時候,你還愿意冒著虧損的風險,投資任何一家實體企業嗎?你只會不斷地去炒,去賺快錢。


而正是長期的金融空轉,最終演變成大規模的民怨,以及民粹情緒。


而這一點,是近期經濟學家Joseph Stiglitz關注的,全球化帶來的貧富差距懸殊,以及即將爆發的民粹的情緒。


Joseph Stigliz


約瑟夫·斯蒂格利茨,美國經濟學家,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校級教授(University Professor) 哥倫比亞大學政策對話倡議組織(Initiative for Policy Dialogue)主席  。他于1979年獲得約翰·貝茨·克拉克獎(John Bates Clark Medal),2001年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他的重要貢獻使得IPCC獲得2007年諾貝爾和平獎 。1993年至1997年,美國總統經濟顧問委員會成員及主席,1997年至1999年,任世界銀行資深副行長兼首席經濟學家。2011至2014年,任國際經濟學協會主席。


The Great Divide


2013 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約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出版了《不公平的代價:破解階級對立的金權結構》一書,探討美國經濟與全球經濟之間急遽失衡的情況。


斯蒂格利茨警告美國政府,分配不均的問題將會加大社會的撕裂,而這個狀況也快速地侵蝕民主體制。


之所以會造成貧富差距加大的原因非常復雜,早期有不少為分配不公平辯護的人,他們信仰著 “下滲式經濟學”(trickle-down economics),意思是說,如果讓頂層增加更多財富,是對每個人都有利。但許多事實都顯示這理論早已行不通。


下滲經濟學(英語:trickle-down economics,又譯為滴流經濟學、滲滴式經濟學、滴漏經濟學)是源于美國的經濟術語,用于諷刺給富人減稅可惠及窮人的主張(如雷根經濟學、供給面學派與自由市場)。該主張認為政府對富人階級減稅與提供經濟上的優待政策,將可改善經濟整體,最終會使社會中的貧困階層人民也得到生活上的改善。該主張反對以征稅手段來減少社會中的貧富差距,也往往反對對貧窮階層進行社會救助。左派在美國政治與經濟問題討論中用下滲效應代指該主張,含貶義,多用于諷刺。


斯蒂格利茨也提出一個麻煩的迷思,許多人到現在依然沒有意識到分配不均的嚴重性,認為美國社會可以提供給每一個人公平的機會,讓所有人都能躍升至頂層階級。其實這機會已經微乎其微了,而這將會造成階級僵固。


“有些國家在分配不均水準很高時,發生了一些可怕的事情,而那似乎是我們正要前進的方向。那樣的畫面并不美好:富人住在門禁森嚴的社區里,由無數的低所得勞工侍候;政治體系不安,民粹主義者向大眾承諾更好的生活,結果令人失望。最重要的是,一般人普遍感到絕望。在這些國家中,窮人曉得,脫貧的希望微乎其微,更別提躋身頂層。這不應該是我們努力追求的。” 斯蒂格利茨在書中說。


在一個經濟周期陷入巨大轉型的時候,肯定要面臨的是巨大的流動性問題(比如說房子買了,賣不掉)接下來是巨大的壞賬,而在這樣長期的經濟結構性問題下,撕裂的中產階級將進行危機下絕望的自救,和積極的反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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